4月21日、26日、28日，国民党《中央日报》相继发表社论，攻击此文。随后，重庆的一些报刊也刊文攻击《甲申三百年祭》，辱骂郭沫若是“敌人的第五纵队”。       4月18日、19日，延安《解放日报》刊登《甲申三百年祭》，并加按语，高度评价，称赞其“充满了爱国爱民族的热情”，“科学地解说历史”。      4月12日，毛泽东在延安高级干部会议上作《学习与时局》报告时说：“我党历史上曾经有过几次表现了大的骄傲，都是吃了亏的……近日，我们印了郭沫若论李自成的文章，也是叫同志们引为鉴戒，不要重犯胜利时骄傲的错误。”11月，毛泽东还特意致信郭沫若，说：“你的《甲申三百年祭》，我们把它当作整风文件看待。”       对于陈毅、宋时轮的主张，山东野战军内部是有不同意见的。据《陈毅传》记载：“野战军司令部参谋处有许多意见认为在水大、部队疲困条件下，攻城、打桂系均不妥。而参谋长则坚决主张歼泗县桂系两个团。在此激烈争议而需要司令员拍板的时候，陈毅不顾‘沟深水满，不好突击’的情况，误信军分区领导干部所说‘泗城外壕水深不过膝’的虚言，没有采纳参谋处大多数人的意见，而支持了参谋长的意见。”接着，中共中央华中分局书记邓子恢、常委张鼎丞也来电建议：应打蒋军不打桂系。对此，陈毅和宋时轮也回绝了，表明自己在事前已经作过慎重考虑，其理由是：“蒋军计8个整旅紧靠在一起，离徐州不到40里，彼此间隔不到10里、20里不等，增援多而快，只能击溃不能歼灭。……故无法下决心去打北线蒋军，但蒋军再向东进，则有打的机会。现桂系4个团，分布在灵璧、泗县、五河3处，其增援均在七八十里以外，打定可能全歼，历来打桂系均用相等兵力，故奏效不大，此次改变是能奏效的。已定5日夜攻泗城不再变。”于是，报告中央军委：“当前之敌一为桂系，一为蒋五军，一为薛岳部九十九旅、六十旅，均系硬货。”“我决心消灭桂系在泗县之两个团，并调动其援队，逐次消灭其二三个团。” 洛阳是著名古都，地处中原，西依秦岭，出函谷关是关中平原；东临嵩岳，出虎牢关是中原腹地；北靠太行，有黄河天险作屏障；南望伏牛山，越过山就是宛中富庶之地，战略地位非常重要。自古以来，得中原者得天下。毛泽东一生虽然没有到过洛阳，但他一直从战略高度看待洛阳，研究洛阳，经略洛阳。年又迁到洛阳。国民党第一战区司令长官部由郑州迁到洛阳后，洛阳的战略地位就变得极其重要。为阻挡日军进攻，蒋介石下令炸开黄河花园口大堤，以水代兵，虽然暂时阻止了日军向西的侵犯，但也给豫、皖、苏人民带来了无尽的灾难，数百万百姓流离失所。毛泽东站在抗战全局高度，认真分析当时形势，认为日军沿陇海铁路向西进攻占领豫西已几无可能，但是，侵入山西的日军有可能从济源一带渡过黄河，侵占洛阳乃至豫西地区。基于上述分析，毛泽东果断决策，给中共河南省委发出指示，要求“动员平汉、陇海两条铁路线上的中心城市的大批学生、工人、革命分子到乡村中去，组织和领导群众，准备发动游击战争，组织游击队，建立游击区。省委加强豫西工作……”。为了国共合作、开展与国民党的统一战线工作，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和政策，联络地方实力派，毛泽东派中央军委统战部干部刘向三（今河南省邓州市人）到洛阳设立八路军办事处，为在豫西山区开创根据地、开展游击战争作准备。       此情此景，让萧克心情十分复杂。一方面批斗彭德怀使萧克出了怨气；另一方面对党内搞阶级斗争，不讲道理、不分是非，把大批赞成、同情他思想的人，荒唐地扣上“右倾机会主义反党集团”“资产阶级军事俱乐部”等莫须有的罪名，残酷斗争，无情打击，斗来斗去。萧克深感痛心。      彭德怀被罢官后，对自己过去“左”的错误有了认识，并深感忏悔，生前曾嘱咐侄子彭起超在他死后一定要找到萧克代为道歉，转达他的原话：“1958年的事，让你们受苦了，对不起同志们！”       “中朝联军在东线发起进攻后，部署在西线的第十九兵团三个军和朝鲜人民军第一军团，于5月16日夜以一部兵力在汉城方向和汉江下游实施佯攻，对敌军阵地进行攻击。中朝联军伪装成迂回汉城和渡汉江南进的姿态，以迷惑牵制敌人。这是彭德怀预先部署的方案，果然奏效。当人民军第一军团派出一部兵力在汉城以西渡江时，‘联合国军’十分慌乱，立刻调动兵力迎战，确实被人民军向汉城佯动所迷惑。敌人连声惊呼：‘汉城正面临着第三次危机。’人民军的佯动有力地配合了东线中朝联军的作战行动。”结果，东线战场取得大捷：“中朝联军密切配合，17日上午即将南朝鲜军第三师和第九师退路切断……惊慌万状的敌军混乱一团，迅速溃散，企图向东南方向突围逃窜，但此时退路已被切断。中朝联军密切配合，并肩作战，对被围之敌发起猛烈攻击。19日，将南朝鲜军第三、第九师两个师大部歼灭，并缴获了该两师的全部重装备，共歼敌17000余人。”

            这种消极埋怨的情绪如果蔓延发展下去，将对下一步作战产生更加不利的影响。1946年10月4日，痛定思痛的陈毅给第八师领导写了一封信，诚恳地说：“8月未打好，不是部队不好，不是师旅团不行，不是野战军参谋处不行，主要是我这个统帅犯两个错误……我应以统帅身份担负一切，向指战员承认这个错误。”他坦诚自责，肯定第八师“始终是很好的头等兵团，纪律为各军之冠”。信中同时也分析了有利的局势，指出胜利的前途。第八师领导读到这样的一封信，受到极大感动与鼓舞。他们动员上上下下，认真总结了泗县失利的教训。        1969年林彪一号令下达后，中央机关的领导干部被疏散离开北京。农垦部也不例外。萧克、陈漫远等一大批部、局级干部，被送到江西云山“五七”干校。       “九一三”事件后，1972年1月16日，萧克返回北京。4月，中央决定他到解放军军政大学工作。       萧克与林彪早就相识。萧克回忆说：“我对他比较了解。从井冈山起，我当连长、营长、纵队司令，他都是我的直接上级。我还先后两次当过他的参谋长。第一次是1929年，他任红四军纵队司令员，是年秋我调任纵队参谋长；第二次是解放战争南下进军中南，他是四野司令员，我又当了近一年的参谋长。有人说是林彪点名要我的，我不清楚。后来我调北京工作，有人又说是林彪挤走的，我也不清楚。反正都是军委的命令，我历来认为任何工作都是党中央安排的，我的性格是为党工作，也不屑为个人驱策。”“在进军中南过程中，我和林彪合作是好的，他在工作上、业务上对我是信任的，虽然有过争论，但总的说来关系是好的。1950年春天，我在汉口接到调任军委训练部长的命令，林彪夫妇曾在东湖公园为我和夫人饯行。林彪平时言语不多，很少流露感情。那天，他说了一些勉励的话，看来他与我在军事上配合得不错，林彪对我比较满意。”       “不愿意写”又“从理智上来说又不能不写，而且不能不那样写”，反映了毛泽东复杂的心理。此外，对毛泽东这句话的理解，应该考虑是在党内的讲话，可以随意一些。换言之，毛泽东确实对斯大林有过看法，这主要是在中国革命过程中斯大林犯有干涉中共内部事务、以错误的思想和决策影响中共，以及时不时显露出来的“老子党”和“沙文主义”的作风。对此，毛泽东是很有意见的。      他曾说：“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后期的王明‘左’倾冒险主义，抗日战争初期的王明右倾机会主义，都是从斯大林那里来的。解放战争时期，先是不准革命，说是如果打内战，中华民族有毁灭的危险。打起仗来，对我们半信半疑。仗打胜了，又怀疑我们是铁托式的胜利，1949、1950年两年对我们的压力很大。” 在毛泽东的直接指导下，中共洛阳工委建立各级政权，严格落实中央接管城市各项政策，实现了对洛阳的成功接管，积累了接管城市的经验，丰富和发展了党的城市接管思想。陈毅和宋任穷等经过洛阳的时候，对中央城市接管政策在这里得到全面贯彻执行感到满意。陈毅说：年，毛泽东在中共七大作的《论联合政府》报告中指出：“没有工业，便没有巩固的国防，便没有人民的福利，便没有国家的富强。”新中国成立后，国际上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集团不甘心在中国的失败，对新中国实行经济上封锁、政治上敌视、军事上威胁、外交上不承认。特别是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直接侵入中国台湾，武力阻挡中国统一，严重威胁中国的安全。在抗美援朝战争中，毛泽东等第一代领导人进一步认识到实现工业化的重要性和紧迫性。

             但是，彭德怀对于敌人的企图，洞若观火：因敌军主力不战而退，只歼敌1.9万余人。“如我军继续前进，后方补给势必延长，在敌人狂轰滥炸破坏下，粮食物资供应将会更加困难。从各种情况判断，敌人显然是引诱中朝军队继续南进，造成我军后方供应困难，东西海岸两侧暴露，然后利用其海空军的优势，再从我军侧后海岸登陆，对我军采取南北夹击，企图重演仁川港登陆的故技。我们联军司令部必须时刻保持清醒的头脑，绝不能钻进敌人的圈套。”1951年1月7日夜，他顶着各方面压力，断然命令前线各军自8日起停止追击，占领有利地形，严阵以待，防敌反扑，第三次战役即告结束。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五四运动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在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伟大觉醒中，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的紧密结合中，一九二一年七月中国共产党应运而生。中国产生了共产党，这是开天辟地的大事变，中国革命的面貌从此焕然一新。  建党之初和大革命时期，党制定民主革命纲领，发动工人运动、青年运动、农民运动、妇女运动，推进并帮助国民党改组和国民革命军建立，领导全国反帝反封建伟大斗争，掀起大革命高潮。一九二七年国民党内反动集团叛变革命，残酷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人民，由于党内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右倾思想发展为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并在党的领导机关中占了统治地位，党和人民不能组织有效抵抗，致使大革命在强大的敌人突然袭击下遭到惨重失败。   （三）坚持理论创新。马克思主义是我们立党立国、兴党强国的根本指导思想。马克思主义理论不是教条而是行动指南，必须随着实践发展而发展，必须中国化才能落地生根、本土化才能深入人心。党之所以能够领导人民在一次次求索、一次次挫折、一次次开拓中完成中国其他各种政治力量不可能完成的艰巨任务，根本在于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求真务实，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及时回答时代之问、人民之问，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习近平同志指出，当代中国的伟大社会变革，不是简单延续我国历史文化的母版，不是简单套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设想的模板，不是其他国家社会主义实践的再版，也不是国外现代化发展的翻版。只要我们勇于结合新的实践不断推进理论创新、善于用新的理论指导新的实践，就一定能够让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大地上展现出更强大、更有说服力的真理力量。   党把握新时代外交工作大局，紧扣服务民族复兴、促进人类进步这条主线，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旗帜，推进和完善全方位、多层次、立体化的外交布局，积极发展全球伙伴关系。我们运筹大国关系，推进大国协调和合作。按照亲诚惠容理念和与邻为善、以邻为伴的周边外交方针深化同周边国家关系，稳定周边战略依托，打造周边命运共同体。秉持正确义利观和真实亲诚理念加强同广大发展中国家团结合作，整体合作机制实现全覆盖。党同世界上五百多个政党和政治组织保持经常性联系，深化政党交流合作。适应“走出去”日益扩大的新形势，不断完善海外利益保护体系，有力应对了一系列海外利益风险挑战。 日恢复小股送电，陇海铁路洛阳段也很快通车。洛阳工委大力宣传党的保护和发展民族工商业的政策，组织召开各种形式的座谈会、报告会，动员工商业者开门营业。市委书记、市长还亲自登门，向一些有影响力的民族资本家宣传共产党的城市政策，鼓励他们开业。工商局还派出工作队深入基层，设法组织开放与人民生活密切相关的粮行、煤栈等行业。这些工作都对恢复市场起了重要作用。到“城市已经属于人民，一切应该以城市由人民自己负责管理的精神为出发点”，突出体现了毛泽东的人民城市由人民负责管理的思想，该方针基本适用一切新解放的城市，因而具有普遍意义。根据毛泽东的这一指示，洛阳工委禁止农民进城哄抢东西，破坏生产资料。陈赓曾制止农民的哄抢行为，对其进行教育，并命令所有民兵撤到城外，在城市正常秩序建立之前，不让农民进城。解放军入城部队严明的组织纪律和模范执行城市政策的行为，树立了共产党、解放军的良好形象，获得了洛阳市民的一致称赞，迅速赢得了民心，为成功接管城市奠定了群众基础。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拥护党纲党章，执行党的决议，遵守党的纪律，保守党的秘密，随时准备牺牲个人的一切，为全人类彻底解放奋斗终身”，这个版本的入党誓词，成为一个标准范本并广为流传。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是新中国成立后党的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在改革开放新时期，出台一份规范且统一的入党誓词对广大党员进行党性教育，尤为迫切。于是，在深刻回顾总结党的历史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入党誓词有了最新版本：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拥护党的纲领，遵守党的章程，履行党员义务，执行党的决定，严守党的纪律，保守党的秘密，对党忠诚，积极工作，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随时准备为党和人民牺牲一切，永不叛党。   习近平同志对关系新时代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一系列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进行了深邃思考和科学判断，就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什么样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等重大时代课题，提出一系列原创性的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主要创立者。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二十一世纪马克思主义，是中华文化和中国精神的时代精华，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的飞跃。党确立习近平同志党中央的核心、全党的核心地位，确立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导地位，反映了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共同心愿，对新时代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对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史进程具有决定性意义。        1929年1月起随红4军主力转战赣南、闽西，任第1纵队党代表。6月任红4军政治部主任、代理前委书记，主持中共红4军第七次代表大会，被选为前委书记。8月赴上海参加中共中央军事会议，向中央提交《关于朱德、毛泽东军的历史及其状况的报告》等文件，对红4军的发展历史、战略战术、组织编制、政治工作等作了详实介绍，支持毛泽东关于工农武装割据、红军行动策略和用无产阶级思想建军的主张，受到中央重视。被指定参加以周恩来为召集人的“三人委员会”，并代中共中央起草了给红4军前委的指示信(即“九月来信”)，经周恩来审定、中央通过后，带回红4军向前委传达，同时请回毛泽东主持前委工作。12月协助毛泽东召开中共红4军第九次代表大会，通过了建党建军的纲领性文献《古田会议决议》。1930年起任红6军（后改为红3军）政治委员、红22军军长、中共赣西南特区委书记、江西军区总指挥兼政治委员等职，参与领导中央苏区建设和反“围剿”斗争。因功绩卓著，曾两次获得中华苏维埃共和国颁发的红星奖章。 “遵守纪律”“严守秘密”“永不叛党”等基本要点的同时，还增添了“终身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党的利益高于一切”“不怕困难，永远为党工作”“要作群众的模范”“对党有信心”等新的内容。日，中共黑龙江省工作委员会在发展和接收党员的问题上明确规定，“新党员入党须举行一定仪式”，入党仪式上的入党誓词暂定如下：“我决心加入共产党，坚信共产主义，牺牲个人一切，为阶级与人民事业奋斗到底，服从组织，严守纪律，保守秘密，死不叛党。”这一规定把入党仪式和入党宣誓誓词紧密结合起来，入党宣誓誓词成为入党仪式的一个必不可少的程序。       同样在1月13日下午突围前夕，第3纵队一线部队老5团阵地战斗异常惨烈，团长、政委和参谋长都负伤转移，大部分战士不是牺牲就是负伤。这时，全团只剩下不到百人，团政治处副主任何志远果断地站出来，向大家宣布：“我来负责全团，与同志们坚守阵地。”后来，军部让部队撤退突围的命令下达。何志远首先来到坚守最顽强的第2营，在传达命令的同时，看望身负重伤的陈仁洪、马长炎，并准备给他们每人组织十几个战士轮换抬着一起突围。陈仁洪、马长炎坚定地表示，这样会给部队行动带来很多麻烦，我们不能再拖累部队，申请就地隐蔽养伤，如有可能活下来，争取早日归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