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深知刘伯承的脾气。他走近刘伯承，言词非常简洁、利落：“师长，我看还是要讲呀。这也是工作，而且是中央决定的嘛。没有年谱、履历，没个文字介绍，咋个祝寿吗？他们已经来了，师长就谈谈吧。”说完这番话，邓小平转身就离开了。他没有给刘伯承留下回旋的余地。刘伯承只好说：“要说这是工作，是任务，我就无条件服从。组织决定嘛，个人无话可说的。” 八路军总司令朱德在发来的祝寿诗中，这样称赞刘伯承：“戎马生涯五十年，凭歼敌寇镇幽燕。将军猿臂依然健，还我河山任你肩。”12月16日，朱德在《解放日报》发表的《祝刘师长五十寿辰》一文中，又给予刘伯承这样的高度评价:“在军事上，伯承同志不但骁勇善战、足智多谋，而且在军事理论上造诣很深，创造很多。他具有仁、信、智、勇、严的军人品质，有古名将风，为国内不可多得的将才。” “红”“喜”“天”。“红”就是北京城到处都是大红灯笼、红旗、红丝纱和红五星，特别是天安门广场成为红色的海洋。“喜”在米科沙的镜头里表现得淋漓尽致，站在天安门城楼上的新中国第一代领导人喜笑颜开，初到北京的少数民族少女喜上眉梢，有幸参加开国庆典的青年们喜不胜收，特别是天安门城楼上的女性绽放着青春的靓丽。“天”则是米科沙拍摄照片的表现手法。“中国”在俄语里被称作“天朝、普天下之国”，强调国家伟大、地域广大。米科沙为了让苏联人民了解“普天之下，换了人间”的中国，便在照片的取景上，把大幅画面留给天空，有时候天空甚至占到一半以上的画面，而且照片中的人物完全以天空为背景。从照片看，米科沙肯定是蹲下来仰拍的。 在刘伯承的指挥下，我军以摧毁敌人的补给线与腹地空舍清野相结合，奇袭敌人的铁路和重镇，吸引“扫荡”之敌回巢，待其归巢时伏击消灭之。他在文中称赞了长治一带的作战部队：“这些在合击圈外的战斗活动，是我们这次反‘扫荡’战役主动而最有效的手段，而且进行了很有意义的战斗，应在今后发扬者。其中较显著的，如某部队奇袭长治重镇，烧了飞机三架、汽车十四辆、汽油库一座、营房二座，也摧击了潞（城）黎（城）公路补给线……”为了使指挥员认识敌人守备兵力分散的弱点，刘伯承指出这是“五个手指按五个跳蚤，一个也按不死，到处守备，到处弱点”。这在红军反“围剿”与抗战时期都有具体体现。 蒋介石国民党为了维持一党专政的统治，在自身存在严重的政治和经济危机的情况下，始终坚持独裁内战政策，拒绝进行民主改革，拒绝与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合作建国，不顾全国人民的反对，悍然发动旨在消灭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和解放区民主政权的全面内战，造成了自己在政治上的被动和失败。在全面内战爆发后，又沉迷于一时的军事上的优势，在独裁内战的道路上越走越远，一再突破中国共产党设定的底线，关死一切和平谈判之门。不仅派兵攻占中共中央所在地延安，而且发布所谓的《戡平共匪叛乱总动员令》，以“立法”的形式表示与中国共产党决裂。所有这些，“就逼得全国各阶层人民，除了团结起来打倒蒋介石，再无出路”；就为中国共产党提出“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的口号，提供了政治上的坚实的依据，使得这个口号的提出成为民心所向，成为全国人民的迫切要求。 在罗荣桓倡导下，政治学院除对教员进行忠诚党的教育事业的教育外，还采取了许多行之有效的办法，如开学前先举办教员训练班，让教员先学好；有计划地让教员进大专院校或轮训班深造；一年有一定时间不担任教学任务，让教员静下心来自修、研究问题；组织教员到部队、工厂和农村去调查研究，丰富实践知识；建立理论研究组织——毛泽东思想研究委员会，不定期地召开理论研讨会；出版理论研究刊物《思想战线》，给教员、学员、在职干部提供争鸣、探讨、交流学术的阵地；放宽教员阅读文件的范围，使教员能及时了解党的方针政策；办好图书馆、资料室，广订报刊、书籍，为教员博览群书创造条件。
大革命失败后，在严重的白色恐怖中，李子纯按党组织要求回到河南，进行党的秘密工作。他辗转开封、焦作、西华、周口等地，在工人、农民、学生中发展党员，建立党的组织，积蓄革命力量。其间，李子纯曾打入国民党周口市党部，暗中支持、组织工人和手工业者开展革命活动。月，李子纯受中共豫南特委派遣，进入西北军吉鸿昌所部第十一师做军运工作，担任政训处上校秘书。他领导和整顿了部队中党的秘密组织，利用自己的身份，帮助吉鸿昌创办进步刊物《铁军》杂志，编写士兵课本，教育和团结中下级官兵，对推动吉鸿昌逐渐倾向“联共反蒋”起了重要作用。同时，他还为党提供军事情报，组织向苏区运送给养和枪支弹药，帮助伤病被俘的红军指战员。 人参加红军的成绩，再次夺得全省第一名。更为可贵的是，以钟循仁为首的县领导一班人，处处模范带头，言传身教，逐渐在全县干部中培养起至今仍为人传颂的“苏区干部好作风”。县参观团赴兴国参观时，特别强调要求“各县代表从实际参观中学习兴国这一革命战争动员的模范县的一切工作作风和他们的艰苦奋斗的精神”。当年兴国县被誉为中央苏区模范县，曾多次受到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央领导的高度称赞。毛泽东说：“兴国模范县，事实上是在钟循仁手上创造出来的。” 日，焦裕禄的二女儿焦守云在天安门城楼上与毛泽东合影的时候，穿的就是大姐焦守凤穿过的、改了几次的衣服。直到今天，焦家兄弟姐妹几人仍是朴素示人，从不追求奢侈和享受。不搞特殊化是焦家最有底气的家风。作为一名长期在党的教育下成长起来、经历过革命战争洗礼的党员干部，焦裕禄深知领导干部搞特权的危害性。为此，他到兰考一上任就取消了县里给领导干部的特殊照顾。有一次，焦裕禄发现儿子焦国庆很晚才回家，一进门，就问他上哪里去了。焦国庆说：“到礼堂看戏去了。”焦裕禄接着就问他：“谁给你钱买的票？”焦国庆说：“谁也没给我钱，我也没有买票就进去了。我们几个小孩都在戏院门口挤着想进去，检票的叔叔说：‘你们都是谁家的小孩，快回家睡觉吧。’我就说：‘焦书记是俺爸爸。’那个叔叔一听就让我进去了。”焦裕禄听后教育他说：“国庆，你可知道，剧团的叔叔、阿姨在舞台上又蹦又跳，那也是劳动。如果我们都像你看戏不买票，就等于剥削他们的劳动果实。你今后还看不看白戏？”焦国庆最后说：“我错了，今后再不这样了。”焦裕禄掏出两角钱递给他说：“从小要养成为人民服务的好品德，不要以为爸爸是书记，光想着搞特殊。明天上学，路过戏院门口，把钱送给礼堂的叔叔，再认个错。” 月，西哈努克亲王在《怀念中国》的诗中写道：“你是一个大国，毫不自私傲慢，待人谦虚有礼，无论大小，平等相待。”周恩来逝世后，日，吴奈温总统写道：“虽然周恩来总理是一个大国领导人，但是，他同较小国家的领导人交往时，总是平等待人；他处理同较小国家的关系时，在包括复杂问题在内的各种问题上都表现出了极大的同情与和解精神。”在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里，当官的被称为“大人”，如“知县大人”、“知府大人”，属下百姓则被称为“小民”。尽管贤明的思想家和官员们深知得民心者得天下的道理，但“小民”从未被放在主人的位置上。与以往的统治者不同，中国共产党是依靠人民，为人民谋幸福的党，政府工作人员是人民的公仆，都要“以大事小”，服务好老百姓。周恩来认为政府总理这样的“大官”也就是人民的“总服务员”。他经常说：“我是总服务员。”他要求各级政府管理者，都要服务好老百姓，当好人民的服务员。他从昆曲《十五贯》的内容联想到政府管理，提出要处理好“官”与民的关系。“我们国务院，人民群众要见我们，有的也难见。”“《十五贯》教育我们做‘官’的人，让我们想一想，是不是真正在为人民服务。” 各地区各部门各方面普遍认为，决议稿是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牢记初心使命、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宣言，是以史为鉴、开创未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行动指南，同党的前两个历史决议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必将激励全党在新时代新征程上争取更大荣光。 在征求意见过程中，各地区各部门各方面提出许多好的意见和建议。文件起草组逐条分析这些意见和建议，做到能吸收的尽量吸收。经反复研究推敲，对决议稿作出547处修改，充分反映了各地区各部门各方面意见和建议。
在遭受“左”倾冒险主义者打击和排挤期间，毛泽东处境艰难。他受到孤立，被“搞得臭得很”，许多人不敢与他接近，“不但一个人也不上门，连一个鬼也不上门”。他的亲属也因受株连而遭到打击。妻子贺子珍由管文件改当收发；弟弟毛泽覃受到批判并被撤职；贺子珍的哥哥贺敏学被免去红二十四师代理师长的职务；贺子珍的妹妹贺怡被撤销瑞金县委组织部副部长的职务，并遭到批判。日，毛泽东在中共八大预备会议第二次全体会议上说：“记得起来的就有二十次。”到底是哪二十次，毛泽东没有一一列举，只是说：“比如，不选做中央委员，只给发言权不给表决权；撤销一些职务，如中央农民委员会书记、党代表（井冈山时候）、前委书记等。‘开除党籍’了又不能不安个职务，就让我当师长。”毛泽东在这里所说的二十次打击，除了撤职和降职外，还包括各种处分。这可能并不是一个确切的数字，但他受到的打击和处分绝不止前面所述的四次，则是确定无疑的。 毛泽东身患疟疾三月有余，辗转多地服药多日均不见效，直至到达上杭，经过西医的治疗方才转好。历经整个治疗过程，毛泽东深有感触，开始对中西医的疗效有一个粗浅的认识。后期毛泽东身体不适多接受西医治疗，如1932年10月毛泽东到闽西长汀福音医院休养。为了较好地休养，毛泽东接受傅连的建议，长期到医院后面的卧龙北山散步。而福音医院是家西医医院，傅连暲也是一名西医，后来负责毛泽东的医疗保健工作。1934年9月底，毛泽东在繁忙的工作中，突然患上恶性疟疾，高烧数日不退，“人民委员会主席张闻天得知后，立即派傅连 月，《中央组织部关于入党手续和入党仪式问题给华北局的批复》中明确表示：“入党仪式及入党誓词在党章中没有明文规定，亦不适宜再作明文规定，入党仪式仅是教育的一种方式，并不能含有其他意义。”也就是说，中央已经注意到入党宣誓仪式的教育价值，但并没有把它当作入党的必要手续来看待，对其程序和仪式也没有统一的规定。年中共黑龙江省委宣传部编著的《党员课本》中，对入党宣誓仪式等方面有明确规定，强调“新党员入党，是件大事，要举行入党仪式”，并在附录中规定了宣誓仪式的程序和形式。 人，当年生还者只有彭德怀、杨育才、胡修道。杨根思、黄继光、孙占元、邱少云、杨连弟被安葬在沈阳抗美援朝烈士陵园；李家发、伍先华、许家朋、杨春增被安葬在朝鲜。李家发是曹家麟在六十七军的战友。在金城反击战中，李家发以胸膛堵住敌暗堡射孔而壮烈牺牲。志愿军总部为他追记特等功，授予“一级战斗英雄”称号；朝鲜授予他“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英雄”称号，同时授予金星奖章和一级国旗勋章。李家发牺牲后被安葬在朝鲜江原道昌道郡榆昌里志愿军烈士陵园，编号为金 抗日战争爆发后，任八路军第115师师长和该师军政委员会书记，并任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和军委前方分会委员，率部挺进华北前线，首战平型关，重创日军华北方面军第5师，取得全国抗战开始后第一个大胜利。1938年3月在山西行军途中被晋绥军哨兵开枪误伤，返回延安治疗。同年冬，赴苏联就医。1942年2月回国抵达延安，参加整风运动，任中共中央党校管理委员会成员。同年10月～1943年7月曾赴重庆，与周恩来一起就克服内战危机，继续合作抗日问题同蒋介石谈判。1945年4月，参加中共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当选为中央委员。8月，当选为中共中央军委委员。
月初，国民党军兵分数路向于都县城进逼。中共赣南省委、省苏维埃政府、赣南军区全部移驻于都的小溪。根据中共苏区中央分局关于加强游击战争的指示，钟循仁在小溪主持召开了省委会议，决定成立以李乐天为书记，杨尚奎为副书记的信（丰）（南）康赣（县）边特委和信康赣边军分区。月初，钟循仁动身前往闽赣根据地。由于当时中央革命根据地已经丢失殆尽，从于都到闽赣省委机关临时驻地彭湃县，沿途敌军重重，碉堡林立，中央分局决定派出一个营的兵力予以护送。闽赣省委在接到中央分局的电报后，立即委派省苏维埃政府主席杨道明带一个连的人到瑞金的隘前接应。钟循仁在赴闽赣根据地的途中几经激战，到达瑞金的隘前时，身边仅剩下几十个人了，幸亏杨道明带队伍及时赶到，才得以安全抵达省委机关。 年，毛泽东在八七会议上当选为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候补委员。在随后的湘赣边界秋收起义中，他从敌强我弱的客观形势出发，果断改变中共中央原定的攻打长沙的计划，率领部队向农村进军，开辟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这一开创中国革命新道路的壮举，不仅没有得到应有的肯定和支持，反而遭到了瞿秋白主持的中共中央的批评。月召开的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作出决定，撤销了毛泽东的政治局候补委员和湖南省委委员的职务。这一决定在井冈山传达时，又被误传为“开除党籍”，结果他一度成为“党外人士”，不能担任前委书记和党代表，只能担任工农革命军第一师师长。这是第二次起落。 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虽然革命形势依然严峻，但总算有了一个相对安定的场所。毛泽东领导中国共产党大力发展医疗卫生事业，为红军与广大群众提供基本的治疗救助。其间，毛泽东对中医有了新的认识。 到达延安后，由于长征途中风寒侵袭及延安窑洞阴暗潮湿，毛泽东关节疼痛严重，不能动手写字，甚至不能下床活动，经西医治疗两个月收效甚微。这时，陕北开明绅士、著名中医李鼎铭闻讯后主动请缨并立下军令状为毛泽东治疗。八路军卫生部委派的为毛泽东治疗的军医坚决反对，最终还是毛泽东决定接受李鼎铭的中医治疗，坚持服用李鼎铭亲自抓的四服中药，结果药到病除，疗效神奇。毛泽东逢人便说：“李鼎铭是名医，中药要发展，中医一定有前途。”此后，毛泽东在领导全国人民抗击日军侵略、瓦解国民党反动势力的紧张忙碌斗争中，每遇身染病恙多采用中医治疗。1941年9月22日，毛泽东致信续范亭：“我的风湿近日采用洗澡、晒太阳、按摩、吃水果诸法，颇有起色，知注敬告。”12月23日，毛泽东再次致信续范亭：“我臀部十愈五六，是洗澡晒太阳之功，再过一时，或可痊愈。尊恙有起色，大家欢喜。惟不宜急于求愈，不宜即准备行动……”1942年12月25日，毛泽东复信续范亭：“大示敬悉。我近日忙着，你又有病，迟一下我们再谈更好。你身体差些，望维持。我右臂比上半年好一点，中医似乎有效。又是一年了，真是‘天增岁月人增寿’吧！其余不尽。”当然毛泽东不是完全依赖中医中药，也接受西药治疗。1941年7月8日，他致电周恩来、廖承志：“我患肌肉性发炎，需用亚陀方耐尔，延安已无此针剂，别人亦需用，拟请设法购买若干，如有可能则买五十盒。” 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中的“抗美援朝战争馆”，是展示志愿军烈士功绩的地方。笔者独自站立在“志愿军烈士墙”前，怀着崇敬的心情，凝视着墙上的数字。关于志愿军与美军伤亡对比情况，笔者曾采访过在抗美援朝战争云山战斗中重创美军“开国元勋师”骑兵第一师的主攻师师长、北京军区原副司令员汪洋。这位当年的志愿军第三十九军一一六师师长对笔者说：“抗美援朝战争，美军伤的多，死的少；我军牺牲的多，受伤的少。原因是美军重武器多，命中后，很少受伤，大都致命，因此我军死亡率高。我军使用的轻武器多，命中后，一般受伤率高，死亡率低。” 各兵团的领导和各军军长、政委相继到了。开会的前一天，三兵团当时的主要负责人副司令员王近山还没有到会。到志司来开会的首长们议论纷纷，猜想三兵团六十军一八○师遭受严重损失，彭德怀一定会找王近山算账，因此估计他不敢来开会。三兵团的领导来了，彭德怀走出洞口亲自迎接。他见来开会的是三兵团政治部主任刘有光，第一句话就问：“近山同志怎么没来？”听了彭德怀的话，人们紧张的心弦松了下来。但彭德怀的严厉是出名的，他决不会放过任何的失职。会议开始后，当他总结到第五次战役的经验教训，讲到一八○师的情况时，当着众多军长、政委的面，他把六十军军长韦杰叫了起来，直接点名问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