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6月16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参观遵义会议会址和遵义会议陈列馆时指出：遵义会议作为我们党历史上一次具有伟大转折意义的重要会议，在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坚持走独立自主道路、坚定正确的政治路线和政策策略、建设坚强成熟的中央领导集体等方面，留下宝贵经验和重要启示。我们要运用好遵义会议历史经验，让遵义会议精神永放光芒。 年印制的入党志愿书的最后一页，是入党誓词：“我誓以至诚参加中国共产党并坚决做到：牺牲个人，服从组织；遵守党纪，严守秘密；积极工作，努力学习；执行决议，永不叛党；终生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到底。如有违背，愿受党纪处分。谨此宣誓。”年，山东省乳山县午极区鲁家夼村农救会民兵林国玉填写的入党志愿书的封面上，有这样的入党誓词：“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在党的领导下，愿终身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到底；承认党纲，遵守党章，并加入党的组织之一，在其中积极为党工作；无条件的实际的执行党的决议和政策，服从组织调动和分配，决心为人民群众服务，巩固党与人民群众的联系；按期缴纳党费，遵守党纪，严守秘密，积极参加党的政治生活和革命斗争，不动摇，不叛变，不怕牺牲和困难，并努力学习，提高自己觉悟程度，在各种革命事业中起到模范作用，并和党内外一切损害党的利益的现象进行不屈的斗争；党的利益高于一切，一切服从党的利益，如违以上誓言愿受党纪严厉制裁。”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段德昌在南县、华容、石首、公安等地进行革命活动。曾任中共公安县委书记，领导该县年关暴动。曾介绍国民党军湖南独立第师师长，指挥部队连战连捷，取得三官殿、沙岗、普济观、郝穴、汪家桥、龙王集、文家墩、新沟嘴等战斗的胜利。被湘鄂西苏区军民誉为“常胜将军”。多平方米。陈列馆由“立志救国的南洲少年”“投身革命的青年才俊”“洪湖苏区的杰出将领”“能征善战的常胜将军”“英名永存的时代楷模”等部分组成，运用声、光、电等现代科技手段，采用图文说明、实物陈列、影视播放、雕塑场景展示等表现形式，集中展示了段德昌浴血奋战、顽强斗争的一生。每逢重要节日，当地各界人士、社会团体等自发齐集公园，向段德昌铜像和纪念碑鞠躬献花，缅怀先烈。 “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时灵感迸发，“红红的太阳从东方冉冉升起，我们自己制造的拖拉机奔驰在广阔的田野上……”，“东方红”是多么响亮的名字。工人的想法得到了厂党委的肯定，受到了全厂工人的一致赞扬，厂党委随即将这一想法上报，得到批准。“东方红”拖拉机品牌由此诞生，毛泽东的批示得到了很好的落实。个。这些科研设计院所逐步发展成为国家行业技术研发中心，在国家政治经济生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焦裕禄曾是洛阳矿山机器厂的金工一车间主任；洛阳矿山机器厂厂长纪登奎后来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第一拖拉机制造厂厂长杨立功后来任商业部部长。 （五）坚持中国道路。方向决定道路，道路决定命运。党在百年奋斗中始终坚持从我国国情出发，探索并形成符合中国实际的正确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创造人民美好生活、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康庄大道。脚踏中华大地，传承中华文明，走符合中国国情的正确道路，党和人民就具有无比广阔的舞台，具有无比深厚的历史底蕴，具有无比强大的前进定力。只要我们既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就一定能够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统筹把握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是承前启后、继往开来、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继续夺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的时代，是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而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时代，是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不断创造美好生活、逐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时代，是全体中华儿女勠力同心、奋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时代，是我国不断为人类作出更大贡献的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是我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 1929年1月起随红4军主力转战赣南、闽西，任第1纵队党代表。6月任红4军政治部主任、代理前委书记，主持中共红4军第七次代表大会，被选为前委书记。8月赴上海参加中共中央军事会议，向中央提交《关于朱德、毛泽东军的历史及其状况的报告》等文件，对红4军的发展历史、战略战术、组织编制、政治工作等作了详实介绍，支持毛泽东关于工农武装割据、红军行动策略和用无产阶级思想建军的主张，受到中央重视。被指定参加以周恩来为召集人的“三人委员会”，并代中共中央起草了给红4军前委的指示信(即“九月来信”)，经周恩来审定、中央通过后，带回红4军向前委传达，同时请回毛泽东主持前委工作。12月协助毛泽东召开中共红4军第九次代表大会，通过了建党建军的纲领性文献《古田会议决议》。1930年起任红6军（后改为红3军）政治委员、红22军军长、中共赣西南特区委书记、江西军区总指挥兼政治委员等职，参与领导中央苏区建设和反“围剿”斗争。因功绩卓著，曾两次获得中华苏维埃共和国颁发的红星奖章。 在1951年3月川北行署召开首届劳模大会前夕，胡耀邦将袁毓明、余继宾等人叫到办公室说：我们过去打仗，指战员们为什么那样勇敢？在许多原因中，英雄的榜样作用也是很大的。哪个部队出了英雄，我们就大张旗鼓地宣传，在英雄精神的鼓舞下，那个部队就会源源不断地涌现出英雄，战斗力就大大地提高。我们这次召开的劳模会，表彰的就是群众中的英雄和模范，他们将鼓励和带动广大群众建设新川北。所以，你们要做好宣传。 特务团的两次突围也充满了传奇色彩。1月9日高坦突围时，仅前卫营突出高坦，主力两个营受阻击后回到石井坑，坚守长龙山阵地。而带前卫营突围的刘别生却没有冲出去，又返回了军部。团主力两个营虽然受阻，但率领他们突围的张闯初和杨采衡却冲出去了。第一批冲到长江南岸后，他们服从命令，留下游击，进行收容，其实并未脱险。 1月10日起，特务团第3营副营长雷光熙率领因受到阻拦未冲出去的第3营，自动留在长龙山守阵地。在即将被国民党军切断打散的危急时刻，军部参谋张云龙奉副参谋长周子昆之命，赶到长龙山指挥特务团两个营，与数倍之敌血战三天三夜，圆满完成阻击任务。1月13日的第二次石井坑突围时，刘别生奉命带领军警卫连、侦察连、通信连各一排人员，掩护主力突围，后被冲散。后来，张云龙带领特务团第3营突围的余部，与刘别生所部相遇，又与第2纵队政委黄火星率领的老3团余部相遇，遂合兵一处，尚有建制完整的警卫排，还有教导总队、军直属队、新1团、老5团等失散人员近200人。经大 遵守党的纪律，严守党的秘密。党内不对外公开的事件，不准任意向外宣传；对其他党员没有必要说的秘密事件，不准在其他党员中乱说。群众模范。成千成万的优秀党员及党的领袖，在火线上、刑场上和监狱中英勇牺牲。他们显示了中华民族优秀子孙的至高无上的气节，是一切革命者的模范。对于当时的情况，李维汉回忆：组织部部长陈云、副部长李富春经常给陕北公学的学员上党课及参加新党员的宣誓仪式。陕北公学第一期新党员的入党宣誓仪式，就是在中央组织部举行的。当时，抗日军政大学每一批新党员入党，都要举行隆重的入党宣誓仪式，请上级党组织的领导同志参加监誓。许多当年入党的党员仍然牢记当时的入党誓词，决心一生忠诚于共产主义事业。
月，毛泽东就曾致电胡志明，阐明中方对印支形势和斗争策略的看法。毛泽东指出：“和帝国主义者和谈，同战争一样，也是一种长时间和尖锐的斗争。”“朝鲜停战的经验证明，只有我们力量强大，在战场上给敌人的打击愈多愈痛的时候，和谈才有可能获得成功。所以应当边打边谈，谈谈打打，两者不可偏废，决不可因为和谈而放松自己军事上打击敌人的努力。”为此，在日内瓦会议召开前，周恩来通过中国军事顾问团建议越方组织打几场漂亮的胜仗，以配合外交上的斗争。越南劳动党认真讨论，并接受了中方的建议，决定在奠边府发起对法军的进攻。 泗县失利，对山东野战军士气影响很大。曾被称为“陈军长袖子里的小老虎”的第八师，从未打过这样的“窝囊仗”。虽歼敌3000余人，但第八师也付出2000余人的伤亡代价；更可恼的是，泗县城池未攻下，使山东野战军西击津浦线的计划受挫。一时间，悲愤、消沉、牢骚、埋怨的话很多。战士们说：“上级老说要集中兵力，临到打起来却要敌人两个打我们一个！”此话确实有理。泗县之战，参战总兵力共22个团，但用于攻城的部队仅6个团，而这6个团在攻城时还分去将近一半力量打外围据点……结果，战役上的优势，变为战术上的劣势。无疑，这是一个值得作战指挥者深刻记取的教训。 1945年8月和毛泽东去重庆，同国民党进行谈判斗争，《双十协定》签订后，率中共代表团留在重庆和南京。1946年11月从南京返回延安。 1948年9月，参加领导和指挥了辽沈、平津、淮海三大战役，同年11月任中央军委副主席兼总参谋长，为推翻国民党的反动统治、武装夺取政权、创建社会主义新中国，建立了不朽的功绩。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政府总理、外交部长（兼任）、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第一届全国政协副主席，第二、三届主席。是中共五届中央委员，中共六至十届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共六届、七届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共八至十届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共八届、十届中央委员会副主席，一至四届全国人大代表。在担负处理党和国家日常事务的同时，和毛泽东一起制定了党的社会主义建设的路线、方针、政策；几个发展国民经济的五年计划都是他亲自主持制订和组织实施的。 年以来，六年不向我汇报工作，书记处的工作他就抓彭真。”“李富春休息一年，计委谁主持工作，我都不知道。富春是守纪律的，有些事对书记处讲了，书记处没有向我讲，邓小平对我敬而远之。”“邓小平从来不找我，从年后邓小平与毛泽东之间关系比较疏远的一种状态。这种疏远，与个人恩怨无关，而是邓小平对毛泽东的某些“左”倾思想和“左”倾政策的含蓄抵制，反映出三年国民经济困难时期中央高层在一些重大方针政策上出现了分歧。“文革”爆发后，邓小平与刘少奇一起被打倒。但是，正如邓小平的女儿邓榕所言：对于邓小平，毛泽东“始终心存一份赏识”。即使在邓小平被打倒后仍是如此。 很长一个时期以来，人们曾经从宏观上把共产主义分为两个阶段，即社会主义社会与共产主义社会，前者是共产主义的第一阶段或初级阶段，后者则是其高级阶段。而对社会主义是否还要分阶段，如果要分怎么分，很长时间并没有引起人们的重视。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伴随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中国共产党人对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认识也不断深化，形成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明确提出中国正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提出，是对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理论的重大贡献。
在这个时期，毛泽东同志提出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进行“第二次结合”，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结合新的实际丰富和发展毛泽东思想，提出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一系列重要思想，包括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很长的历史阶段，严格区分和正确处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正确处理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十大关系，走出一条适合我国国情的工业化道路，尊重价值规律，在党与民主党派的关系上实行“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在科学文化工作中实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等。这些独创性理论成果至今仍有重要指导意义。 日，中央对东北局《关于公开建党中几个具体问题的规定的批示》中提到：新党员经过批准入党后，即应举行慎重严肃的入党仪式（可邀请群众参加），并有上级党委派人监督。在举行仪式时，除宣读誓词外，并应进行如何作一个好党员的教育，这对新党员与群众，均有很大的教育意义。月，安徽阜阳一名村干部填写了一份入党志愿书。该志愿书上印有入党誓词：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承认党纲、党章，遵守党的纪律，服从党的决议，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努力提高自己的觉悟，积极工作，精通业务，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不屈不挠，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到底！该志愿书右下角印有“中共中央组织部制”。 遗憾的是，党的八大形成的正确路线未能完全坚持下去，先后出现“大跃进”运动、人民公社化运动等错误，反右派斗争也被严重扩大化。面对当时严峻复杂的外部环境，党极为关注社会主义政权巩固，为此进行了多方面努力。然而，毛泽东同志在关于社会主义社会阶级斗争的理论和实践上的错误发展得越来越严重，党中央未能及时纠正这些错误。毛泽东同志对当时我国阶级形势以及党和国家政治状况作出完全错误的估计，发动和领导了“文化大革命”，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利用毛泽东同志的错误，进行了大量祸国殃民的罪恶活动，酿成十年内乱，使党、国家、人民遭到新中国成立以来最严重的挫折和损失，教训极其惨痛。一九七六年十月，中央政治局执行党和人民的意志，毅然粉碎了“四人帮”，结束了“文化大革命”这场灾难。 （三）党的百年奋斗展示了马克思主义的强大生命力。马克思主义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规律，是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科学真理。同时，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从理论到实践都需要全世界的马克思主义者进行极为艰巨、极具挑战性的努力。一百年来，党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写在自己的旗帜上，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用博大胸怀吸收人类创造的一切优秀文明成果，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科学理论引领伟大实践。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和真理性在中国得到充分检验，马克思主义的人民性和实践性在中国得到充分贯彻，马克思主义的开放性和时代性在中国得到充分彰显。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不断取得成功，使马克思主义以崭新形象展现在世界上，使世界范围内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种意识形态、两种社会制度的历史演进及其较量发生了有利于社会主义的重大转变。 9月26日，郭沫若回到上海，夏衍来访。郭沫若说：“和蒋介石、陈诚这些人见面，在我感情上是很别扭的，可是和他们谈话之后，我才理解到恩来同志的指示的正确。恩来同志一切以大局为重，这样，谈话时我很主动，特别是蒋介石见了我，登了报，我看，潘公展之流就不敢在上海和我公开捣乱了，这是一个胜利。”“1936年在东京时，林林同志第一次和我谈到国共合作、联合抗日的时候，我是很难接受的。过了几天，当我看了《八一宣言》和季米特洛夫在第三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之后，我就对林林说：‘好，党决定了，我就照办，要我做喇叭，我就做喇叭。’”
